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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宝形?#20445;航?#20195;中外关系演变轨迹——读《简明中国近代史读本》

?#19995;矗骸侗本?#26085;报》2019年05月06日 版次:16   发布日期:2019-05-07 09:05


《简明中国近代史读本》,张海鹏、翟金懿著


  中外关系贯穿中国近代史的始终,并深刻影响近代中国的发展演进。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上的中外关系,历?#35789;?#20013;国近代史著作者无法绕开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张海鹏、翟金懿著《简明中国近代史读本》 (以下提?#25353;?#20070;简称《读本》)以“元宝形”轨迹论述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演进,注意融通20世纪以来几代马克思主义史家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并吸纳西方史学?#21028;?#25104;果,提出了不少有新意的看法,为我们唯物、辩证地分析和理解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中外关系提供了诸多启示。


  中国反应论、中国中心论、人类中心论等西方研究范式,难以动态地考察近代中国中外关系的演变


  近代中外关系是一?#21482;?#21160;的关系,这为中外学者所一致认同。但如何解读这?#21482;?#21160;,却因方法论的不同而存有较大差异。


  近来有学者梳理过去40年英文世界中的近代中外关系史学讨论情况,总结出四种研究范式或分析框架,即费正清的西方影响/冲击-中国反应论、柯文的中国中心论及其后来的“离开中国”论或人类中心论、柯伟林的国际化论或人类中心论,以及强调中外关系的双边、多国、跨国因素之间的相互关联的分析框架。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前三种范式,或者称之为西方中心论、中国中心论、人类中心论,反映了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对现实中的国际体系、中美关系和中国自身发展状况的关注,对于推进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无疑起过重要作用。以柯文的转向为例,他由关注“中国中心”转向关注“人类中心?#20445;?#20197;探索具有普遍性的历史书写模式,尽管其“人类中心”偏重于文化层面,但他不断探索新的研究范式的努力值得肯定。不过,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也有其明显的缺陷,正如刘大年在1990年所说:“冲击-回应”公式“完全没有能够估计到中国人民的力量?#20445;?#26080;法解释近代中国“在西方世界一?#24405;?#20915;反对的条件下回应为社会主义”的历史现象;“中国中心观”强调“中国近代历史的演变?#22836;较潁?#26368;后是由中国内部力?#20811;?#20915;定?#20445;?#26080;疑地这符合于历史运动的本质?#20445;?#20294;“显得过于看轻了外部世界的作用,对于外部势力深入到中国社会内部结构里面发生的毒害影响估计不足?#20445;?#32780;且从柯文的研?#31185;?#36848;中“完全看不到”“中国民族自身的特点如何”。显然,确立某一中心的范式往往会偏执一端或一隅,虽然可以在某些方面做出接近历史运动?#23548;?#30340;探究,但难以动态地考察近代中国中外关系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不同方面的?#23548;?#21382;史地位和作用。


  近年来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21152;?#20102;很大的发展


  近年来,罗威廉归纳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清史研究中的三个重要修正性转向,即社会史转向,“内亚转向”或文化史转向,以及基于文化史转向并受世界史与生态史影响的“?#36153;?#36716;向”。这三种转向与前述美国学界的四种范式或分析框架中的后三?#32622;?#20999;相关,即继西方中心论后,政治史研究不再是中国史研究的唯一重镇。这样,就比较容易理解罗威廉的清史研究新著中仍然保留有“西方的冲击”“中国对帝国主义的回应 (1895-1900) ”之类的标题了。因此,尽管美国学术界对于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在研究领域方面不断拓展,但在其思想内核上或许仍未摆脱西方优越论的束缚。


  讲清近代中外关系的互动必须厘清中国所承受的外部压力与中国内生动力之间的动态?#19995;?#20851;系。中国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解?#32735;?#32463;长期坚持“沉沦”说,强调帝国主义?#33268;浴?#25919;府腐败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突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题。20世纪80年代后又出现了“沉沦”与“上升”同时并存的说法,强调“半资本主义”的存在是一?#21482;?#26497;向上的力量,与此相联系,“现代化范式”越?#19995;?#21463;到重视,社会史、文化史、生态史、全球史等领域的研究也渐次成为热点。近几年来,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21152;?#20102;很大的发展,客观上要求研究者超越范式之争,从宏观上对其整体运动进?#20889;?#26032;性的研究。


  《读本?#26041;?#36817;代中外关系视为一个整体,以“元宝形”轨迹揭示其运动的阶段性和关联性,展示其嬗变的总体方向


  张海鹏密切关注国内外流行的各种范式,但明?#20998;?#24352;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他说:“近代中国社会的发?#26500;?#36857;像一个元宝形,开?#38469;?#19979;降,降到谷底,然后上升,升出一片光明。”他不同意“沉沦”与“上升”同时并存的说法,提出“沉沦”的“谷底”在20世纪头20年,这时“帝国主义?#33268;?#20013;国更加重了”“民不?#32435;?#33267;极点”。从中外关系的角度看,近代中国社会的“元宝形”轨迹?#23548;?#19978;就是近代中国由独立到独立受损再到独立的运动轨迹。其中存在两种不对称、不同步的力量,一种是外来的“帝国主义?#33268;浴保?#21478;一种是中国“人民的觉醒”“革命力量的奋斗”。前者使独立的中国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严重受损,使中国社会发生“沉沦?#20445;?#21518;者使中国社会向上发展,进而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魔影,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中国。两种力量的消长发生在“谷底”之后。


  唯物史观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要关注宏大的历史背景,也要解析具体的历史运动路径,揭示整体运动中各要素的活动方向与力量?#21592;取!?#35835;本》以政治史为核心研究对象,既注意外部势力对中国发展施加的影响与中国自身力量发展之间的一般联系,?#31181;?#20986;二者之间不对称、不同步、不同向的?#19995;?#28436;进特点,突出中国自主发展的曲折历程。《读本?#26041;?#36817;代中外关系视为一个整体,以“元宝形”轨迹揭示其运动的阶段性和关联性,展示其嬗变的总体方向。在研究方法上,《读本》不是简单地使用社会矛盾分析方法,而是采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分析方法,将经济分析、阶级分析、利益分析?#22270;?#20540;分析相结合,揭示近代中外双方各种力?#32771;?#30340;长时间动态博弈过程,阐述当下中国高举?#25512;?#21457;展、合作共赢旗帜的历史依据和时代意义。

  (作者为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33322;?#25480;)



(报纸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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